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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外开放驱动力发生变化 由人口红利到中国大市场

2021-09-26 14:41:54 作者: 来源:证券时报网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中华PE:

 9月25日举行的第六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多位金融证券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就“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对外开放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航基金首席投资官邓海清表示,过去30、40年,我国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中国对外开放实际上更多是开放的动力,海外资金或者人才到中国来,看中的还是国内的一些红利,比如人口红利,这种中国参与内外开放非常重要的驱动力。

“到现在这一时点,我国的开放可能与以往开放的内在驱动力有非常大的区别。”邓海清表示,中国过去的人口红利,包括技术较落后的一些红利可能都不是中国再能够吸引海外资金、人才到中国来的主要吸引力,“中国新一轮开放,对国际资本或者国际人才而言,最主要的是中国这个大市场。”

邓海清分析,中国目前已经是全世界GDP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国际市场到中国来挣钱,可能是中国开放一个新的内驱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则表示,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了更加高水平的开放,一方面要继续巩固世界工厂的角色,继续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扩大外商投资,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同时还要打造中国“世界市场”的角色,让这一广大的市场汇集全球,就是说别人的产品也能进到中国来,一方面要扩大出口,同时还要增加进口。

“过去我国主要以商品输出为主,将来还要输出中国资本,过去在外部比较短缺的时候,更多靠引进外资,将来逐渐放开、拓宽对外投资的渠道。”管涛说。

未来我国应如何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对策应是什么?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洪灝认为,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应包括创造一个安全友好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应从监管、立法以及资本流动等方面营造,尤其是资本流动。

而在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殷剑峰看来,人民币国际化不是说人民币仅仅作为一个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而是人民币要成为一个关键的储备货币,“在这种背景下的资本金融账户开放,可以称之为‘高水平’的。”

管涛表示,“十四五”规划里提到开放将来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即是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解决外资敢不敢投,愿不愿意投的问题。”

在管涛看来,制度型开放是不可逆的,同时要提高开放过程中制度的立法层次,增加开放的权威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更重要的是,制度要与国际规则接轨。”

“更高层次的制度型开放是走向负面清单管理,目前我国直接投资已与国际规则接轨,即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下一步金融交易的开放、金融市场的开放,最终也应该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管涛说,“未来,个人投资者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配置海外资产,‘双循环’下的对外开放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过去更多是引进来为主,未来更多可能要走出去也会越来越开放,刚开始走出去可能是境外直接投资走出去,现在逐渐考虑到一些金融投资。”

责任编辑: 王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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