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实：下半年主要经济体财政政策刺激力度都将高于疫前

2021-06-02 11:27:04 作者： 来源：证券时报网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中华PE:

在程实看来，新供给冲击已经出现并成为主导当前宏观经济演化的主线逻辑，并且新供给冲击自身的演化也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

“我们认为，在新冠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的基准情境下，这一轮新供给冲击在2021年上半年已经进入高峰，并将在2021年下半年渐趋温和，但其尾声还将持续两年左右，如果新冠疫情出现意料之外的剧烈反复，则新供给冲击可能会掀起第二轮高潮并将延续更长时间。”程实表示，就大宗商品市场而言，价格走势受到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包括标价货币汇率、供求基本面和金融市场氛围等。自2021年5月起，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回落，初步表明新供给冲击正在进入高潮渐去的新过程。从历史经验看，供给冲击伴随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最低点到最高点的演化期一般都在一年左右，对比当前现实，2021年4月也恰好到达了价格连续上涨一年的临界点，随后出现的价格回落符合理论推演和现实经验。

在回顾了60年来五次供给冲击对于能源、非能源以及对GDP的影响之后，程实表示，结果表明，2021年的新供给冲击，整体效应弱于历史上最有名的两次供给冲击，即1974年和1979年的供给冲击，但强于最近的两次供给冲击，即1987年和2000年的供给冲击。也就是说，新冠疫情引致的新供给冲击已经构成了过去60年里第三大供给冲击。

供给冲击会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产生重要影响。程实认为，新供给冲击的全面通胀压力传导既不会中断、也不会缺席，2021年下半年全球通胀路径势必将要全面上修。而从绝对水平看，通胀程度取决于通胀预期、成本上升和产出缺口三个因素的综合效应，前两个因素是推动通胀中枢水平上升的关键，而产出缺口的长期存在则将起到内生抑制作用。综合来看，通胀压力上升是不争的事实和趋势，但恶性通胀的形成尚不具备条件，从政策层面、市场层面和企业层面应对通胀，势必需要防微杜渐、曲突徙薪，但也不宜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程实强调，尽管新供给冲击不可避免造成了宏观经济环境更趋复杂和劣化的负面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宏观经济运行的主线逻辑反而更加清晰。根据Wind数据，2021年4月，经过购买力平价折算的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比1997年以来的历史平均水平高出67%，但已较2020年5月的阶段性高点下降了52%。各主要经济体也呈现出政策不确定性边际下降的类似趋势，2021年4月，美国、欧洲和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比1997年以来的历史平均水平依旧高出16%、24%和167%，但已较2020年5月的阶段性高点分别下降了63%、36%和48%。

程实表示，走出疫情爆发初期的震惊与困惑，全球政策制定者在2021年变得愈发镇定与审慎，面对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危机和已有前车之鉴的新供给冲击，全球政策调控的方向反而变得更加明确。

第一，应对新冠疫情的直接纾困政策与应对大宗商品价格非理性上涨的管控政策具有较高的短期优先级。当前所有的经济金融风险本质上都是新冠疫情的伴生风险，而每个经济体经济复苏的进程和力度都与疫情管控成效紧密相关，因此，政策重心和政策资源势必需要指向于疫情本身；此外，新供给冲击主导宏观演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已经进入超出基本面的短期超调阶段，适时适度抑制金融投机对新供给冲击的激化作用，是避免系统性风险滋生的必要之举。

第二，全球财政政策从政策指派看将更注重于呵护经济复苏动能，整体更注重刺激力度与可持续性的长期平衡。新供给冲击将在短期和长期都将拖累经济增长，叠加疫情的长期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在经历令人振奋的2021年上半年后，将进入一个更加困难重重的下半年，包括中美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政策都将保持高于疫情前的刺激力度，但也将留有余力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疫情反复和其他意外。

第三，全球货币政策从政策指派看将更趋关注长期物价稳定，非常规政策的退出是确定性的政策方向，新供给冲击将迫使全球货币政策正常化更加坚决，一旦新冠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货币政策的正常化节奏将显著加快，部分资源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货币紧缩上将先行一步。基准情景下，鉴于美国CPI数据已于2021年第二季度突破警戒线，且全球PPI高峰可能出现在第三季度，美联储可能将于第四季度缩减购债规模，并于2022年上半年渐次开启缩表和加息的紧缩进程；中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则始终在路上，在预期引导、力度掌控和精准滴灌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2021年下半年还将注重以内为主，稳字当头，不急转弯，始终保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基调。

第四，全球需求侧政策的重心将继续从宏观向微观倾斜，而供给侧政策的长期重要性正逐步超出需求侧政策。新冠疫情和新供给冲击都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复苏的K型特征，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两极分化均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宏观政策更需注重对微观主体的利益关切；而在新供给冲击成为主导性因素之后，供给侧政策更加显示出治标治本的关键作用，一系列旨在完善和优化供应链的政策，即便带来短期成本但依旧具有不容置疑的长期优先级，例如，全球政策在推进“碳中和、碳达峰”过程中，难免会伴随部分能源价格上升的短期通胀压力，但长期供给侧的重大变革将从根本上对冲和化解更广域的经济风险。

第五，长期政策将更加聚焦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冠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的趋势转变，新供给冲击则带来了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负面约束，全球经济政策将从短期凯恩斯主义转向长期实用主义，旨在增强劳动力红利、资本效率和技术突破的长期政策将变得更加关键；而对于各主要经济体而言，政策层面的利率竞争、汇率竞争、贸易竞争都将让位于科技竞争，占据科技制高点、掌握数字经济主导权已经成为升维竞争的核心要义。中美作为全球经济“双核”，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方面都正在投入越来越多的政策力量，这将有助于对冲新供给冲击的长期负面影响，夯实两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长期竞争力。